《守望先锋》联赛城市传奇：广州踏海而来

　　在诸子百家的纵横和雄辩之间，中原王朝的历史渐成满纸雄文。但在湿气弥漫，蛇虫傍地的越地，飘渺的神话和传说却是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信仰。

　　苗族人始终相信蚩尤是他们的祖先，但是对于那些从楚地，或是随秦入侵迁徙而来的汉人来说，断不可相信炎黄的大敌会在这片山雾里庇佑自己。相传，一支周王室旁支的姬姓族人从楚地迁徙入越，受苦于灾祸和土地之贫瘠，此时，有五色仙人乘仙羊从南海飘然至楚庭城，赐下稻穗。仙人腾云而去，而五头仙羊则渐化为石像以保越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这则明显有着道家口吻的“五羊传说”几经著述、转录和演变，其本源虽已不可考，但是它意味深长的农业拓殖意涵却深深浸润了广州。在史学家还来不及为之执笔的古老年代，人们总是用神话来表达土地的生命脉络，羊群和稻穗的到来使得广州和珠三角地区摆脱了先民刀耕火种之蛮荒，北方汉文化自西周起不断地迁入，亦深刻重塑了广州和越地的文明面貌。

　　始皇帝发兵五十万征服百越，修灵渠沟通湘江与漓江，先后四年间，有近百万中原百姓翻山越岭，或主动或被动地迁徙至岭南地区。在那个人口总量都只能以万来记数的时代，这庞大生产力的流失成了秦末动乱的祸根之一，但中原文化之繁荣，技术之先进对于岭南来说却是未尝不是天子赐福。在赵佗自立为王的南越国都番禺，汉民和越人的口音经年累月揉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中原任何地区的语言。其韵味之复杂多变，将在后世成为人们对广府文化最直接的印象之一。

　　无论是百越诸族信奉的自然诸神还是汉人的五羊传说，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广州似乎确实是一个备受庇佑之地，是中原无数次动乱中失意人的避难所。晋武帝司马炎对三国的一统并没有带来繁荣昌盛的国祚，短暂的太康盛世之后是五胡乱华的开端，永嘉之乱中西晋亡于匈奴人刘渊之手，上至晋帝，下至平头百姓，中原衣冠士族和臣民在匈奴铁骑的驱赶下一路悲泣着逃往南方。这是自始皇帝征发百姓入主岭南之后，中原汉人第一次全民规模的向南迁徙。而这被史学家记述为“衣冠南渡”的历史现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发生，唐宋两代，安史之乱和靖康之耻又先后两次催动汉族向南方避乱生根。他们先后在南京、杭州建立偏安一隅的弱小朝廷，而在白云以南，广州的人口增长和其繁荣程度也在汉族一代代的迁徙中变得愈发不可收拾。

　　车辚辚，马萧萧，在崇山峻岭间涉险翻越的汉族士大夫们大概从没有设想过，相较于陆路，大海对于广州来说才更像是一马平川的通途。始皇帝的灵渠不仅让他对百越的征伐更加效率，也催使了汉族先进的漕运和造船技术在岭南地区扎下根来。

　　虽然岭南的巍峨秀美不曾让李白魂牵梦绕，但广州却并不与“诗仙”笔下的盛唐气象绝缘。比起长安满城的车马华盖，广州的奇观都与水相关。帆影遥映着丝路上的驼铃，在地球的另一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代建立起盛极一时的阿拉伯帝国，其海岸线自东向西贯通印度洋与地中海。其间，虽然双方在怛罗斯之战中兵戎相见，但阿拉伯人对中土的向往却从未断绝，大海的接壤，让广州成为了许多阿拉伯学者和商贾钟情的寻梦之地。

　　在古代文献中，遥远的西域有一番国被记述为勿巡或瓮蛮（今阿曼苏丹国），该国有一港口名为苏哈尔。公元8世纪开始，苏哈尔与广州往来频繁，广州人把这些从海上来的外国人称作大食番客（大食是阿拉伯帝国的古称）。北宋时期，在官告院任职的苏轼曾经记录过一位身处广州，却名镇汴京的阿拉伯大商人辛押陀罗，称他“尝诣阙庭，躬陈珍弊，开导种落，岁致梯航”（《苏轼文集》）。意即辛押陀罗曾远赴京师面圣朝贡，并在广州负责招徕外商，管理番坊与侨胞，以“广州番长”一职给这座城市留下了无数的财富和故事。

　　阿拉伯人在今天的广州光塔路上建起了伊斯兰宣礼塔怀圣寺光塔。从塔顶望去，珠江烟波浩渺，帆桅如林。在唐宋年间，怀圣寺光塔承载着引航重任，如同召唤信徒一样召唤着那些外国商船停泊在珠江水域上。其中也不仅仅只有阿拉伯人，公元1314年，罗马天主教圣方济各会修士鄂多立克从威尼斯启程开始他的东方之旅，于元至治二年航行至广州。站在广州港极目远眺，鄂多立克眼前是一片近乎无穷无尽的帆云船影，就好像世界上所有的船只都集中在这片海域上。在回忆录里他提到：“广州之大，三倍于威尼斯。整个意大利的船只，都没有这一座城市所拥有的多。”（《鄂多立克东游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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